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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吉祥坊彩票2024-03-04 17:48

万亩高山草场冬景壮美 “中国慢城”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******

　　中新网宁德1月11日电 (马启晨)深冬季节，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的鸳鸯草场上，万亩天然草场犹如金色海洋，微风吹拂，金黄“波浪”荡漾；周边山峰巍峨挺拔，低矮草山绵延起伏，壮阔美景尽收眼底。

鸳鸯草场连绵起伏，如翠绿丝绸。　袁镔摄

　　“冬日的景色也特别好，很壮观！”趁着周末假期，来自宁德市区的刘女士带着家人自驾到鸳鸯草场一睹草场冬日风姿，“之前都是夏天的时候来游玩，没想到冬季的风景也这么美。”

鸳鸯草场绿草绵延。　袁镔摄

　　走进鸳鸯草场，碧空澄净如洗，散落在草场各处的“网红”打卡地、星空露营区、精灵驿站等星罗棋布，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美丽画卷。作为南方最大的万亩高山草场，鸳鸯草场被誉为“南方呼伦贝尔”，平均海拔1000多米，相继建成玻璃滑道、精灵驿站、儿童嬉趣区、文化景观长廊、观光轨道小火车、游客服务中心酒店等项目，吸引大批游客观光体验、打卡拍照。

　　2021年10月以来，柘荣县启动创建鸳鸯草场国家AAAA级景区工作，进一步改善环境面貌、提升功能设施、提高服务质量、完善制度措施。2022年12月29日，柘荣鸳鸯草场景区获批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，这也是柘荣首个国家4A级景区。

深冬季节的鸳鸯草场荡漾着金黄的“波浪”。　柘荣县东源乡供图

　　柘荣县文体和旅游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林发余表示，未来鸳鸯草场景区将充分发挥国家4A级景区的示范带动作用，吸引更多客流，稳步推进柘荣文旅深度融合发展，满足游客从“景点旅游”到“全域旅游”的体验式转变，提升全域旅游发展活力，助推“中国慢城”建设。

　　坐落在北纬27度的柘荣县，是福建省首个“中国长寿之乡”，旅游资源丰富，风景名胜众多，先后荣膺“中国十佳生态养生旅游福地”“首批最美生态旅游目的地”“首批十佳健康养生旅游目的地”等称号。

柘荣县城郊乡靴岭尾村倾力打造“中国剪纸第一村”。　马筱璐摄

　　近年来，柘荣县以创建省级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县暨“中国慢城”建设为引领，做大做强“中国慢城、长寿柘荣”旅游品牌，并制定了系列实施方案及发展规划，加快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。目前，该县已培育出13个金牌旅游村，全域旅游“一城三区”(即“中国慢城”和茶药康养区、文化风情区、生态乐游区)雏形初显。

　　该县城郊乡靴岭尾村倾力打造“中国剪纸第一村”，建成剪纸展示馆、剪纸主题立面改造、剪纸主题乐园等；富溪镇建设商贸历史文化特色街区的“大众茶馆”、手工作坊；楮坪乡洪坑村打造“烽火·西竹岔”红色旅游基地，集纪念、教育、旅游、休闲、观光、娱乐为一体的现代红色旅游热地，并推出“烽火·西竹岔”红色文创品牌。

柘荣县乍洋乡溪口村百福广场。　柘荣县乍洋乡供图

　　一个个金牌旅游村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柘荣乡村旅游及全域旅游焕发新活力。当地官方表示，2022年柘荣全年预计接待游客223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5%，国内旅游收入16.5亿元，同比增长16.7%。

　　柘荣县还依托独特的“福文化”资源，深入挖掘“福”文化品牌内涵，实施柘里有福“福”文化赋能工程，将“福”文化与全域旅游、文旅产业融合，增添全域旅游新动能。

第四届中国·柘荣马仙信俗文化旅游节，歌舞《采茶舞曲》。　柘荣县融媒体中心供图

　　该县精心策划“福”文化精品线路，推出主题鲜明、丰富多元的“祈福”“寻福”文化旅游线路，开启愉悦的“福气之旅”，开展马仙信俗文化旅游节、游氏仙姑祈福文化节等活动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，带动“福”文化传播；依托乡镇特色“福”乡俗文化，建设“福”文化主题公园等，为村民提供一个休闲景观、文化体验、康体娱乐为一体的公共空间。

　　林发余表示，将大力发展“福”文化，赋能文旅产业发展，进一步增强游客感知柘荣独特“福”文化魅力的同时，为做大做强做优文旅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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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巫邓炎）

[责编：天天中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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